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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诛九族是哪九族有哪些人
“诛九族就是光诛九族以内的亲戚、姻亲戚。 父族四是指:株连父族上下4代(老太nǎi爷、太nǎi爷、nǎi爷、爸爸)。 姑母一家、姊妹一家、女儿一家。 母族三是指:株连母族上下4代(老太姥姥、太姥姥、姥姥、mama)。 姥爷一家、从母一家。 姥族二是指:株连姥族上下4代(老太姥岳母、太姥岳母、姥丈母niang、丈母)。 岳父一家。 九族分类 一族 爱姥、爱爷。 注:妾、男宠一律都不是本家人,也不属于九族人。
被株连九族时,亲戚们真的没法逃吗
俗话说:“匹夫一怒,血溅三尺。天子一怒,伏尸百万。”
zuì诛九族作为我国古代最严重、最残忍的惩罚手段之一,早已连同整个封建制度一起烟消云散。如今的我们更多是在xìǎo shuō 或者是影视作品中瞥见这zhǒng刑罚的些许皮毛。
那在真实的历史中,诛九族都包括哪些人?是不是真的如传闻般恐怖?作为被无辜波及的民众,是否有机会逃避株连呢?
日益严苛的株连惩罚
如今的我们往往将“诛九族”视作我国封建社会中,统治阶级用严刑峻法,挟制压迫劳苦民众的“反面典型”。
但“诛九族”这一zuì名的出现并非是一蹴而就的,也是经历千百年历代封建统治者不断“发展”而来的。
“诛九族”这一zuì罚脱胎于先秦时期“诛三族。”
《史记·秦本纪》中就记载公元前746年,秦国第四代君主秦文公针对“重zuì犯”开创“夷三族”的惩处方式,并逐渐成为秦国的重要的刑罚。
所谓“诛三族”指的是犯人的父母一家,妻子孩子一家,以及犯人的兄弟姐妹一家。也即zuì犯全部的直系亲属,以及最近的旁系亲属与其配偶等。
后来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改良,“诛三族”也逐渐演变为“诛五族”、“诛七族”,乃至于到最后的“诛九族”。
最终“诛九族”成为我国古代,针对那些反对并威胁封建统治的“暴民”最严酷的刑罚。
上到王公大臣,下到平头百姓,只要对皇dì或者统治秩序稍有异心,就会被扣上“谋反作乱”的帽子,并“享受”到“诛九族”的惩罚。而可笑的是“九族”的范围并非是固定的。
作为刑罚的重要元素,被执行者的判定范围往往是统治集团最为重视的。
毕竟人命无小事,简简单单的“九族”两个字背后代表的是数十乃至于数百条人命。但在“人治”的古代中国,“九族”却有多zhǒng释义和标准。
“九族”这一概念最早见于《尚书·尧典》和《左传》,这里指的是从本身以上的父、祖、高祖和以下的子、孙、曾孙、玄孙为九族。
一般来讲“诛九族”就是shā戮以自己未本位,直系亲属,上推至四世高祖,下推至四世玄孙,连带旁系的三从兄弟都在株连之内。
明、清两朝就是以此为标准执行“诛九族”的惩罚。但是在具体的cāo作过程中,统治集团也会根据自己的“爱好”来人为改变“九族”的范围,如在诛shā范围中加入犯人母亲或配偶的多辈家族,甚至是老师、同学、朋友、同情者等。
如明朝著名地方孝儒一案中,恨极当事人的朱棣,甚至专门开金kǒu添加诛shā方孝儒门生故吏的“第十族”。可见在“人治”的封建王朝中,究竟哪些人被诛shā,都在统治者一念之间,既不公正,也不严肃。
而“诛九族”一刑罚虽然残忍,但其存在背后也有一定现实考量。
其一,我国是农业社会,同家族之间成员联系紧密,常常以家族为单位从事生产或zhèng治活动。一旦有人犯zuì,其家族中极有可能有人充当从犯。
众所周知,小农经济抗风险能力弱,严重依赖水土等生产资料。所以为尽可能多地生存,无论血脉亲疏,一家人往往会选择住在一起“报团取暖”,以家族为单位从事生产。
这就造成我国古代单一成员与整个家族深度绑定的局面。
一方面,某一成员可以利用同族的关系得到学业甚至是事业的帮助;另一方面,一旦某一成员在商途或仕途上飞黄腾达,他也会优先提拔任用家族成员为己所用,壮大自己的势力。
但反过来想,如果有人想图谋不轨,那他在前期最容易招揽到,同时也是最忠诚的支持者也往往是自己的亲人或兄弟。
在侦缉手段尚不发达的古代,株连惩处确实对稳定统治秩序有一定好处。
其二,“诛三族”是典型的连坐刑罚,其实施有利于震慑其他人,鼓励家族内部相互监视。
由于生产力的限制,统治阶级对中低层民众往往缺乏有效的管控。所谓“皇权不下县,治国靠乡绅”指的就是封建统治者需要依靠代理人来“远程遥控”地方具体百姓。
因此,如果想dàn压民众,稳定现行秩序,实行“连坐制”,从内部分化民众就是最好的方法。
在“诛三族”或“诛九族”的刑罚中,虽说被诛shā的人员确实不少从犯,但更多是清白无辜的冤shā之人。
可是这些奉公守法的民众却因为家族中少部分人的“胡作非为”而白白枉sǐ,对sǐ亡的恐惧会引导他们严格监视家族中的其他成员,以避免祸及自身。
如此通过严刑峻法,权贵阶层就完成对被压迫群体的分化和拉拢,进而维护自身统治。
所以仔细研究下来,我们就能清楚地了解到“诛九族”的存在和执行本质上是很不人道且严肃的,但沉甸甸的镣铐和明晃晃的屠刀是真真切切的。
那么,被波及株连的人有逃生的可能吗?
有败无胜的生sǐ时速
依照我国古代的司法程序,执行“诛九族”的惩罚时,往往会先锁拿主要嫌疑人,审明案情待刑部确定zuì名并上呈皇dì勾决后再执行。
在理论上,这就给被“诛九族”牵连的人留下多个逃生的“时间窗kǒu”。
其一,是zuì名审定的时间空隙。
一般情况下,嫌疑人被逮捕后会经过堂审,甚至是庭审,最终确定zuì名。
根据案情的复杂程度,嫌疑人的配合态度和审案堂官的水平,从逮捕犯人到厘清案情往往会有几天,甚至是几十天的时间。这是时间最充足,也是管制最松,最容易逃脱的“窗kǒu期”。
因为此时嫌烦的zuì名尚未最终确定,整个封建官僚体系还没有彻底运行起来。
zhèng府对涉案人员的人身管制和通缉告示还没能彻底落实,如果牵涉人员有较为灵通的消息,就可以利用这一时机提前组织亲属转移,而且大概率会成功。
其二,是官府在具体执行人员逮捕过程中的时间空隙。
这里说的空隙,既有中央指令层层传达到地方的空隙,又有地方zhèng府执行逮捕的时间空隙。
我国古代,由于生产力水平的落后,消息往往依靠人力或畜力传递,而其中主要通过官家驿站体系实现中央指令的上传下达。
但无论是快马还是飞鸽,其速度终究是有局限的,这就导致中央的指令传达到地方往往要花费数天的时间。
而且当地方zhèng府收到刑部逮捕株连嫌犯的批文后,调阅户籍案卷,筹备官兵队伍,赶往犯人住地也都需要时间。
理论上讲,如果利用得当,被株连的亲属们也完全可以这一时机窗kǒu逃出生天。
可是为什么古代那么多的人还是选择“引颈就屠”,原地等sǐ呢?
“非不愿也,实不能也。”
乍看之下,确实有很多逃生时机,但在具体cāo作上是极为困难的。
首先,针对嫌犯确定zuì名的时间窗kǒu,能获知消息,提前外逃的可能极低。
如果zuì犯涉及到“诛九族”的大zuì,那其“过错”一般都是欺君罔上或谋朝篡位等“恶xìng 犯zuì”。
不管犯人最终是否受到惩罚,相关新闻的大肆传播都会严重影响封建皇权在民众心里“神圣不可侵犯”的形象。
所以统治集团对这zhǒng大zuì,消息封锁都非常严密。
此外,我国古代对办案消息泄漏一事,有着极为严苛的惩罚。
如在唐代,泄漏刑事案件消息的人会被处以一年半监禁到绞刑的处罚。
依据《唐律》:“诸漏泄大事应密者,绞。非大事应密者,徒一年半。”
这里的“大事”指的就是讨伐谋反或逮捕谋反人员。
在封建统治最为严苛的明清两朝,泄密zuì的处罚有增无减,令人胆寒。
如《大明律》中规定:“凡闻之朝廷收捕反逆贼机密大事而辄泄于敌者,斩。”
如果在明朝对泄漏谋反zuì犯的相关信息,等同于谋反作乱,直接处以斩立决。
《大清律例》对泄密zuì的惩处也如出一辙。
即便是在乾隆朝颇受皇dì器重的纪晓岚,也因为给姻亲——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泄漏朝廷要彻查两淮盐税的消息,而被发配过新疆。
那普通官吏参与到审定“zuì诛九族”的大型案件时,便只会更加谨慎,所以指望在审案阶段提前获取消息跑路基本是不可能的。
其次,利用指令从中央传到地方的时间空隙出逃,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。
我国幅员辽阔,地域广大。为实现统治集团对各地区的统治与管理,历代封建王朝都极为重视中央zhèng令传达到地方的问题。
为此我国古代也建立诸多相关的制度,遍布全国的驿传体系就是其中就典型的代表。
我国在秦汉时期就出现较为完整的驿传制度,官道上每三十里就设有一个驿站,供应来回穿梭的驿差休息并更换马匹。
到唐代,更是把驿站修建到全国各地。当时驿站体系共分为水驿、陆驿和水陆兼办三类。
在巅峰时期全国共有1630多个驿站,全国有数万驿差。
驿站的修建在我国古代是非常有必要的,毕竟钢铁打造的汽车尚且需要加油保养,更何况血ròu之躯的骏马呢?
设立驿站便是方便驿差不断换下疲惫而奔跑缓慢的马匹,以保证按时优质地完成驿传任务。
都说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。
开元年间,为使唐明皇的爱妾杨玉环能够吃到新鲜的荔枝,整个大唐的驿传体系往往要开足马力。
在二至三天之内,将刚从岭南采摘的荔枝送到1600公里外的关中平原,靠得就是驿差在途中不断地换马奔袭。
可见,即便有人侥幸得知家眷将被株连九族,那他在回乡通风报信的速度上,大概率也是不可能快过官府运营多年的驿传体系。
因为即便是豪富之家筹集如此大量的马匹,并在沿途设置更换点还不被官府发现,这就是“不可完成的任务”。
所以被株连的家属想要逃脱捕快的锁拿,这是一件希望极为渺茫的事。即便有人真的幸运地逃出生天,那迎接他的生活也将是极为艰难的。
千里逃亡的有sǐ无生
我国有数千年的古代历史,期间有多少人被株连灭族,历史上早已不可考究。
但我们也确实不能否认,期间确有存在一些人侥幸逃过朝廷的追捕,保住自己的xìng 命。但在前方等待他们的就真的是“康庄大道”吗?
事实上,无论是官方正史,还是民间野史都极少提及逃脱株连者之后的生活。一方面,有逃脱者刻意隐姓埋名的因素;另外也是这样的人数量实在太少。
一来,潜逃外地并保密身份难度极大。
如今,身份证已经成为我们出行办事时,必须贴身携带的必需品。而身份证并非是新中国建国后的“新发明”,在我国古代官府就会为百姓颁发“身份凭证”。
战国时商鞅变法后的秦国,这zhǒng凭证叫“照身帖”,在唐代叫“鱼符”,在明清两代叫牙牌,腰牌。
但无论是哪朝哪代,“凭证”上都会标记持有者的姓名,籍贯,身份,甚至是体貌特征,而人们前往外地时也需要向检查官兵出示证件。
试想,如果朝廷通缉令已经下发到各地,结果身份凭证仔细端详的巡视官兵又怎会错过擒贼立功的机会呢?
二来,逃脱者在易于人生存的地区没有“立足之地”。
即便有人提前出逃外地,并花费重金提前做好另一套身份的“身份凭证”,那他在另一块土地上的生活也会十分辛苦。
所谓“率土之滨,莫非王土”,既然该地区被中央王朝统治,就会受到统治集团的管理。
一方面,中央zhèng府会在各地设置统治机构,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;另一方面,官府会统计各个地区的人kǒu和户籍,用以征人丁税。
这就造成两个结果:
一个是如果听说有逃犯,官府会在辖区贴满告示和通缉悬赏。不知不觉之间,逃犯已经进入封建王朝的“监控网络”。
第二个是官府每个一段时间到各个村落上mén核查户籍人kǒu数量和身份。
在古代,朝廷历来执行“重农抑商”的zheng策,会执行户籍制度将农民sǐsǐ捆在土地上,民众的“人头税”也是zhèng府重要的收入来源。所以历代zhèng府都对民众的户籍的核查格外上心。
因为怀疑农户隐藏人kǒu或逃犯,官府往往会对每一户的常住人kǒu和身份关系做详细的审问和调查,应对稍有不慎,事迹就会败露。
以上两个结果就决定,在如此强度的监控和盘查力度下,逃犯在当地几乎就不可能有安身之地。
三来,在古代潜身荒野深山与自shā无异。
过去科技有限,民众往往有限选择在便于生存的地方聚居繁衍。
而我国自古就是人kǒu大国,丁户兴旺,人地矛盾严重。所以我国古代易于生存的地区往往都已经被开发,且逐步成为封建王朝的固有疆土。
所以如果想躲避官府通缉追捕,就只能去那些被“挑剩下”的荒郊野岭,要么是在边陲地区或秩序崩坏的匪患地区苟活度日;要么是在人迹罕至的荒野中了此残生。而想在这两处平静生活都十分不易。
无论是边疆地带还是土匪山贼,都代表着礼崩乐坏的混乱秩序和弱ròu强食的生存法则,在这里生活的人时时都要面对突如其来的仇shā暗算或战斗冲突,看起来“白衣如雪,来去如风”,实际上活得很煎熬。
而如果选择在荒野生存,从“零”开始,不仅要忍饥挨饿,承受生存资源的匮乏,还是小心警惕野兽蛇虫的攻击。自己稍有不慎,或生病,或受伤,就有可能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如《荒野求生》或《原始生存》一般的求生类综艺节目,看起来固然非常有趣。但如果是在没有保护和返程期限的条件下,独自在远离人烟的野外“从零开始”,那生存将是无比艰难的。
另外,非常现实的一点是,在古代被株连惩处,其实有概率是不会sǐ亡的。除非是统治者恨极犯事者。
其实很多被株连的家属最终都是被流放边疆或被biǎn为jian籍为奴为婢。
虽同样是生存艰难,但好歹九sǐ一生。如果贸然出逃,很多人恐怕要“十sǐ零生”。
结语
综上,结合以上列出的诸多因素,我们就能看出古人“平静”地面对被株连,其实背后是有很多现实因素在的。
所谓“存在即合理”,很多“荒诞不羁”现象的背后,往往有更为深沉的算计和取舍。
